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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iang2000 (委员长§三个工作一个版主还有英语), 信区: Sichuan
标 题: 成都和重庆的历史沉浮和未来前景(下)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hu Mar 3 10:15:13 2005), 站内
1949-50年, 四川和重庆全境解放. 值得注意的是, 成都和重庆是由两支不同的野战军解放的. 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的十八兵团由北面入川, 攻克成都并占领了川西和川北地区. 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率领下攻克了重庆并占领了川东和川南地区. 这种分据的情况为以后四川长期的政治布局和川渝矛盾留下了伏笔.
1950年, 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 重庆实际成为整个西南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 1952年川西, 川北, 川东和川南地区合并成立统一的四川省, 成都成为省会. 重庆继续保持了两年中央直辖市的地位, 直到1954年西南军政委员会被撤销.
50年代初, 二野领导先后离开重庆到中央任职. 随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撤销和重庆最终并入四川, 一野十八兵团政委李井泉出任统一后的四川省委领导, 原来川西区委成为新的四川党政军机构的核心, 二野出身的重庆干部感觉在四川省委里被边缘化了. 二野出身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与李井泉发生了几次矛盾之后被调离了四川, 在这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再也没有重庆的干部进入四川的核心领导层. 这对于重庆的经济地位来说应该来说是不相称的.
尽管政治地位下降, 重庆作为全国性工业基地的地位却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 在解放后的大多数时间里(1950-58, 1963-68, 1984-97), 重庆作为四川省的一个城市, 经济上却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 重庆的党政领导能和省领导一样参加中央经济计划工作会议. 对于以中央计划经济来分配资源的中国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参与和影响中央经济计划的渠道. 六十年代因为国防考虑而开始的三线建设, 重庆也是重点城市之一. 三线建设是抗日战争之后最大规模的工业项目由沿海向内地的转移, 在总共七百多个转移项目中, 超过二百个项目被移至重庆. 相比之下,
成都却不在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名单之列.
行政级别与经济级别的分离, 造成了四川省与重庆市之间的矛盾. 作为四川省下属的城市, 重庆在执行中央计划的同时也要服从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指示. 当四川省和重庆市在分配资源出现矛盾时, 省里的决定通常是有利于四川省的. 成都作为四川的省会, 在投资额的分配上得到省里很大的支持. 从二五计划(1958-62)到三线建设开始之前, 成都的中央与地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6.1亿元)已经接近重庆的水平了(18.5亿元).
总的来看,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 成都和重庆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 从1950年到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结束时, 重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97.24亿元, 成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2.57亿元, 约为重庆的64%. 但就工业总产值增长而言, 成都要快于重庆. 1978年的成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27倍, 而同期重庆增长了7.5倍, 当然这里面有成都解放前工业基数远小于重庆的因素, 但不可否认的是, 对依靠中央投资为主的重庆而言, 投资的效益明显逊于成都. 尤其是三线建设时的投资, 完全没有考虑效益. 到1978年, 三线建设的项目的投入产出比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0%
. 当改革开放的年代到来的时候, 这些计划经济的遗产则变成了包袱.
十年文革使四川的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主持四川工作十七年之久的李井泉被打倒. 经历多年混乱之后, 赵紫阳出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重庆和四川的关系也得到很大改善. 在四川的农业改革取得初步成功之后, 赵紫阳雄心勃勃的在重庆的国营企业中试点推行责任制. 赵紫阳的升迁之后继续支持重庆城市改革. 1983年, 重庆成为全国第一进行城市综合改革的城市, 并获得计划单列市的地位. 但随着赵紫阳离开四川, 重庆的改革似乎失去了内在的动力, 改革很大程都上是靠中央在推动而不是地方领导人主动的进行. 加之当年的改革只是在国企的内部管理体制上修修补补,
没有跳出国有企业的框框从所有制的高度看问题, 所以多年以后重庆经济还深受国有企业问题困扰, 以至到九十年代后期蒲海清担任重庆市长时还哀叹: “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搞计划经济, 一个是朝鲜, 一个是重庆!”
相比之下, 在盆地另一端的成都获得的中央政策扶持的力度要小得多. 直到1987年成都的领导才获得参加中央经济计划工作会议的权力. 到1989年, 成都和南京, 长春一起最终被国务院批准为计划单列市, 比重庆整整晚了六年. 成都的批准外商投资和技术转让的权限也比重庆小. 随着1992年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的出现, 成都终于和其他十四个省会城市一道获得了相当于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 即使这个大大迟到而且已经贬值的政策, 中央还特别明文规定从1995年从可以开始生效. 但也正是因为成都没有象重庆那样强大的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经济, 成都的非国有经济�
芄幌喽愿绺斓姆⒄蛊鹄�. 从1978年到1997年, 成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重庆的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重庆成为计划单列市之后, 与四川省的关系又趋于恶化. 省里的态度是既然重庆是计划单列市, 有问题就应该找中央, 而不是四川. 由于四川的财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重庆, 重庆在经济的独立会对四川的财政收入造成冲击. 事实上, 四川在与中央长期讨价还价之后才允许重庆计划单列. 根据1984年的协议, 重庆50.5%财政收入上缴中央, 12.5%上缴四川省, 39.5%自留用于城市发展. 一年以后这个比例改为: 39.5%中央, 23.5%四川省, 自留比例不变. 重庆还要时不时在财政上支持四川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当四川省政府决定支持成都改建一条主要道路的时候, 重庆不得
不向这个项目 “捐款” 两亿元人民币, 以至一位重庆当地的官员愤愤不平的说: “这条路应该改名叫重庆路呀!”（传闻而已，真有这事吗？）
在经历了数十年磕磕碰碰之后, 1997年川渝再次从行政上分离. 如果说三十年代的重庆直辖是拜日军侵华之赐, 那么这次重庆直辖则是拜三峡工程之赐. 三峡省没建成, 却成就了重庆直辖市. 在地方利益主体越来越清晰的今天, 这次川渝分家恐怕是永久性的了. 四川的一位主要领导当时也在媒体上实话实说: “重庆的独立对我们是一种解脱. 过去我们经常为项目安排在成都还是重庆而烦恼. 今后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发展成都了.”
2000年, 中央正式出台的”西部大开发”的政策. 重庆和成都是这项政策两个收益最大的城市. 因为在西部, 这两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市场也相对成熟.可以起到东部和西部之间的桥梁纽带的作用. 近几年这两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尤其是重庆, 明显加速了.
回顾建国以来的成渝之争, 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东西. 其实双城情结, 世界各地都有. 比如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 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 一个国家之下的一个地区内也常出现双城竞争, 好比加州的洛杉矶和旧金山, 德州的休斯顿和达拉斯. 但在中国的体制下, 双城竞争和其它地方有些不同. 中国至今还是强政府, 弱市场的格局. 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政策资源和资金资源上还有相当的控制权. 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过去常常放在如何影响中央政府在政策资源和资金资源的配置上. 从地方上看, 一个城市政府的资源控制权限往往和这个城市的行政级别相对应. �
厍斓男姓侗鸷途眉侗鹕系牟钜焓顾退拇ㄊ〉墓叵涤辛撕芏嗄Σ� (其它计划单列市也经常遇到这个矛盾). 这就造成了一方面成都感觉中央给了重庆很多 “特权”, 另一方面重庆感觉成都通过省政府 “盘剥”了重庆.
我们可以拿美国的体制作个比较. 按美国的行政架构, 纽约市处于 “联邦政府— 州— 县— 市” 结构之中的第四层, 如果对应中国的架构, 应该是 “中央— 省— 地区— 县” 中的第四级. 也就是说, 纽约市政府也就是个中国的县处级单位, 但纽约确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和美国第一大城市. 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入, 经济将越来越不依靠中央的财政资源来发展, 中央财政会更多的承担社会保障一类任务. 而加入WTO以后, 用不了几年, 中国区域差别性的优惠政策也将消失. 各个城市之间越来越须要通过市场来竞争. 在计划经济年代, 通过中央政府来分配资源, 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一方面这种方式达不到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效果, 另一方面又造成许多地方政府埋怨中央 “偏心”. 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 企业根据市场评估做出投资决策, 这个决策的成败也由它自己负责. 打个比方说, 一家外资银行根据它自己的市场判断选择成都或重庆之一开设分行(如果没
有中央政府政策限制的话), 相信没有得到这项投资的另一个城市的政府和市民都不会埋怨这家外资银行 “偏心”, 而是会检讨自己城市的投资环境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最后谈一谈成都和重庆未来的发展方向. 成都是西南地区文化底蕴最深, 商业最发达的城市. 今后应当强化它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 并逐渐行成以其为核心的城市群. 川渝分离也为四川其它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 成都与四川其他城市的规模之间的断档太大, 而四川的城市化水平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川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特别要大力发展50万到150万左右市区人口规模的城市. 对于绵阳这样的城市, 不要害怕规模扩大会带来喧闹和脏乱. 其实城市的整洁主要取决于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平, 而不是城市大小. 而城市如果不达到一定规模, 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和
辐射能力. 珠海建了一个4E级的国际机场, 至今航班少得可怜, 是因为珠海的城市定位有误, 把自己定位为休闲度假城市无可厚非, 但把人口始终保持在几十万却是失策. 如果珠海有四百万人口的规模(大概深圳现在的水平), 何愁不能与广州, 深圳三足鼎立.
对于重庆来说, 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 要确立西南交通枢纽的地位. 重庆要摆脱仅仅是四川盆地内的一个城市的地位, 一定要打通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高速公路和铁路. 重庆目前已经向这个方向努力了. 去年上海市经委主任黄奇帆出任重庆主管建设的副市长, 希望他能把上海先进的融资经验带到重庆来. 第二, 重庆要摆脱大城市加大农村的局面, 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形成除主城区之外的几个副中心, 并用快速交通把它们连接起来. 第三, 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上海的经验是先稳住国有经济存量这一块, 大力促进外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等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到一�
ū壤�, 再慢慢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这样以经济的增量来减缓国企转制和消亡时带来的痛苦.
注: 本文中1949-1997年的部分数据和史料引自 Lijian Hong: “A tale of two cities”. in Jae Ho Chang (ed.) “Cities In China”, NY: Routledge. 1999.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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